文、图 | 栾晓阳
算算时日，我到北京打拼已经十二年了。十二年间，有十一年都住在六里桥附近。这座距广安门6里的桥，静静地立在西三环和广安路的交会处。桥上桥下车水马龙，行人川流不息。大桥不语，默默地见证了我与《金融文坛》的情缘。
(资料图片)
少时思维跳脱，绝不安于现状，憧憬多变的人生。每当在荧幕或者书刊上看到那些牛人丰富的个人履历时，便艳羡不已，总觉得人生在于尝试，自己应该会像他们一样，把每一个短暂的栖息之地当成前进的跳板，在不断的跳槽中接近心中的梦想，从未考虑过将整个职业生涯献给唯一的单位。那时的我认为如果一个人的履历中只服务了一家单位，那他的人生也太无趣了吧。
一语成谶，如今的我似乎已经接受了这样的“无趣”的人生。
2011年春天，得知《金融作家》杂志招聘责任校对的消息，我便乘车北上，来到了首都。那时编辑部设在六里桥西南角的一个住宅小区内，而我租住的地方则位于六里桥的西北角，八一电影制片厂附近。每天上下班要穿过六里桥汽车站旁的六里桥村，村中垃圾乱堆、臭水熏天。
《金融作家》当时是双月刊，出版周期较长，所以即便我是新来的，也没有感受到太大的工作压力，我的主要工作除了校对就是干些杂活诸如跑跑腿送送文件资料之类的。每天朝九晚五，尽管没有正规的办公室，但中午有同事做饭，几个人可以热热闹闹地围坐一桌，对我这个北漂来说已经足够。短暂的实习期很快结束，闫主编（当时为副主编）问我想不想留下来，强调我是编辑部唯一的年轻人，如果留下来将是他们的重点培养对象。我心想这不明摆着画大饼吗？将来的事谁说得准。但又不好一口回绝，毕竟实习期间闫主编对我挺照顾。于是我说还没考虑那么多，如果领导对我的工作满意，那就先留下来呗。闫主编说：你留下，我不会亏待你。这一留，便留了十二年，直到今天，我还在闫主编麾下。
那一年，我参与了中国金融工会首届金融文学奖和“再创辉煌”征文大奖赛的评审工作，并协助杂志领导筹备中国金融作家协会。当年10月份，金融作协成立，王祁任主席，闫星华任副主席，袁先行任秘书长，他们三位分别是《金融文坛》的主编、副主编、编辑部主任，我也有幸因为参与过筹备，被金融作协吸收为第一批会员。后来业内的老师们对我“年纪小，资历老”的评价正是源于这段经历。
第二年，六里桥整村搬迁，原村所在地变成了一个大工地，据说要在这边搞个大工程。也正是在这一年年，编辑部搬到了白石桥边的腾达大厦里，那是光大银行首体支行（对面是首都体育馆）义务提供的办公室。银行的办公室，条件自然不会太差，位置也着实不错，大厦位于西直门外大街上，在西二环和西三环之间，距国家图书馆不到500米，距离动物园不到1公里。“你现在是白领了。”编辑部搬过去后，在纺织厂奉献了整个职业生涯的母亲这样对我说。其实我能理解母亲的意思，她当了一辈子的工人，也就是做了一辈子蓝领，从计划经济年代一直到市场经济年代，切身经历过工人阶级社会地位的下降，所以儿子毕业后成为了白领，对于她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进步，为孩子感到欣慰。“什么领都是打工的。”我自小就冷静。搬迁后，通勤成了问题，过去我是步行十几分钟上班，现在距离远了，而地铁9号线尚未全线贯通，只能天天挤公交，奔波在西三环上，算是浅浅地体会了北漂打工的滋味。好在腾达大厦食堂的工作餐不错，真正的好吃不贵。食堂供应三餐，对于我这种刚步入职场的、不会做饭的人太友好了，直到后来编辑部辗转搬迁多个写字楼，与同事聊起各食堂口味时，腾达的食堂毫无任何悬念一直是公认第一。
那年金融作协刚成立不久，各类事务繁多，王祁主编和袁先行主任的精力多放在作协上，杂志的经营主要由闫主编负责，我也是那年得到了破格提拔，升任编辑部副主任。那年年初，应广大读者呼吁，《金融作家》更名为《金融文学》；那年年中，我们在广东顺德银监会的培训中心邀请了香港著名财经小说家梁凤仪为众金融作家传经送宝，那次培训班被称为金融文学界的“黄埔一期”，后来金融作协的主要领导、多位理事、秘书处负责人都出自那次培训。那年年底，地铁9号线全线贯通，乘地铁可从六里桥站直达白石桥南站，我的单程通勤时间缩短到半小时以内。
2013年夏天，编辑部与中国农业银行总行宣传部合作，策划了“边疆行”采访活动，由《金融文学》牵头成立采访组，以云南、西藏的十几个边境县城为抓手，系列报道农业银行在边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探索和成就。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长差，前后历时两个月，行程一万五千多公里。正是那次采访，让我领略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各民族的独特风情以及边疆人民的艰苦和不易。我读高中前没出过烟台市（父母说我三岁时去过大连但我毫无印象），读大学前没出过山东省，工作之后弥补了这个遗憾，基本走遍了九州大地，除了海南和台湾。海南，很容易实现，台湾，相信也不会让人等太久。边疆行采访组一行五人，从北京出发，经山西、陕西、四川入滇，由昆明先到了景洪，从勐腊县一路向西，途经勐腊、勐海、沧源、耿马、盈江、福贡、贡山、德钦等县，经察瓦龙到察隅、八宿、波密等县，过通脉大桥到达了墨脱。彼时墨脱未通公路，一路泥泞，路的一边是峻峭的山崖，另一边是奔腾咆哮的雅鲁藏布江，路上大部分时候仅能通行一车，如会车则须到特定宽敞的路面。波密到墨脱一百多公里的路程我们足足开了8个小时才到，手机全程无信号。到达墨脱县城时，当地农行行长早已在县城路口等候多时，见面便冲上来与我们拥抱，“安全到达就好，安全到达就好。”行长激动万分，热泪横流。席间得知，墨脱有个名字叫“高原孤岛”，波密到墨脱的这一段路被称为“中国的终极越野之路”，每年大雪封山八九个月，唯有夏天的三四个月冰雪消融，路才勉强能通行，却要经受雪崩、泥石流、滑坡、塌方这样的飞来横祸，所以很少有外人来访。行长说上次有采访组来墨脱，还是中央电视台《远方的家》栏目，金融界的媒体来访，是他任期内的第一次。最艰辛的过程中往往孕育着最美丽的花朵，墨脱之行的采访稿我在第二天晚上便完成了，三个小时一气呵成，七千多字，胸中万马奔腾，笔如水银泻地。采访任务圆满完成，返程时心境平和不少，沿途欣赏了南迦巴瓦峰和藏布巴东瀑布，经林芝、工布江达县到达拉萨，最后走青藏公路经格尔木、西宁，到陕西米脂、山西朔州，两个月后回到了北京。那次采访对我的触动很大，之前以为编辑工作跟流水线上的工人一样，每天看稿子、审稿子与拧螺丝无甚不同，都是重复劳动、枯燥无味。行万里路后读万卷书，这次边疆行，改变了我的认知，不再认为稿件仅仅是枯燥的文字，作者的脾气秉性、兴趣爱好、人生哲学都凝练在稿件中，他看过的风景、走过的路、经历的事、坚持的真理都反映在文字里，读一遍稿子便是领略一次他胸中的山河，如饮美酒，壮哉，美哉，妙哉。
还是当年，王祁与闫星华先后辞去金融作协的职务，同时王祁也离开《金融文学》，颐养天年了。袁先行则是因为年龄较大、分身乏术，就申请退休了，闲时帮助金融作协筹备会务、编辑丛书。王祁退休，闫星华接任主编，袁先行退休，编辑部主任一职空缺。据说当时中国银行业协会一位部门负责人有意此位，托人问了编辑部一下待遇后便打消了念头。那时国有大行均已股改上市，职工薪酬非常优厚，谁也不愿意放弃高薪选择到编辑部这种清水衙门，编辑部主任始终没有合适的人选。“你主持工作吧，有合适的人来了再说。”领导如是说。于是在2013年的秋天，我便以副主任的职务主持编辑部工作。
2014年，因光大银行北京分行营业网点优化调整，原首体支行并入交大支行，免费享用了光大两年的办公室，我们也不愿再麻烦人家，就搬离腾达大厦了。在北京西站北边的一座写字楼短暂办公半年后，编辑部又回到了六里桥，在六里桥东南的某国有银行家属院内的写字楼（据说原来是机关幼儿园），租了几间办公室。我在同小区内租房居住，告别了通勤。
2014年我们的主要工作是申请国内统一刊号，加入地方作协、参评各大文学奖项均需在公开发行的期刊上发表作品。同为行业文学，煤炭系统的《阳光》，公安系统的《啄木鸟》，电力系统的《脊梁》等杂志均已创刊，而偌大的金融系统，还没有一本真正公开发行的纯文学期刊，金融作家始终游离在主流文学圈外，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为了刊号，闫主编鞠躬尽瘁，几乎动用了自己所有的人脉关系，我只记得那年闫主编很少到办公室，基本一直在外奔波，为了刊号。功夫不负有心人，2014年底，在辽宁省新闻出版局的支持下，经辽宁北方期刊出版集团的协助，《金融文坛》得以创刊。我们由游击队，成为了正规军。
2015年初，《金融文坛》正式出版，从那时起，千万金融人有了自己的精神家园，金融系统的纯文学期刊诞生了。顺理成章地，闫星华出任新刊主编，推荐我担任编辑部主任，年底，范振斌加入团队。
能与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共事，是我的荣幸，闫总的温和善良和范总的认真务实，无时无刻不影响着我。
到今天，《金融文坛》已经出版100期了，我们也在山东烟台举办百期庆典活动，我依然住在六里桥附近。其实我该着重讲讲从1到100的故事，但坐在电脑前，脑海里浮现的始终是从0到1的往事。许是草创的故事影响太深，百期的故事这次就算了吧。我还年轻，如果将来有机会，写写1到200、1到300的故事也挺好。
华灯初上，六里桥依然车水马龙，六里桥村原址上矗立起一座展翅飞形状的大楼，那是北京市政府服务中心。桥边的草丛上，立着两行大字牌，“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
我想，如果一个人的人生履历中只有一家单位，其实也挺酷的。
作者简介：栾晓阳，山东烟台人，中国金融作家协会理事。现任《金融文坛》副主编，兼任编辑部主任，曾任中国银行业协会《金融作家》杂志编辑部主任。多次获金融系统内征文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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